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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亭籍革命烈士侯伯英:一心向党为革命 碧血遗愿照后人

  来源:绵阳晚报   2021年07月03日  11:02

  原标题:盐亭籍革命烈士、四川军运领导人之一侯伯英——

  一心向党为革命 碧血遗愿照后人

  “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共产主义必胜!中国革命必胜!”这是1934年12月,侯伯英被捕后面对敌人劝降时,把阴森的审讯室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自豪而又激昂的宣言。

  走进盐亭县大兴乡青峰村的侯伯英烈士纪念馆,侯伯英为革命不畏牺牲的英雄壮举再次浮现在眼前。

  追寻真理 立志改变黑暗世道

  1907年1月,侯伯英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1922年春考入当地高等小学堂。1925年高小毕业后,就读于三台潼属联立中学。当时,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勒派战费,拉夫拉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侯伯英家也深受其扰。侯伯英愤慨地说:“这主要是世道不好,我长大了一定改变它!”1927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侯伯英抱着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愿望考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办的政治讲习所青年知识分子宣传班。他学习努力,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才能,学习结业后,就分配到29军军部宣传处作宣传员。他遵循孙中山先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谆谆教诲,在实践中领悟出“要唤起民众,必须面向社会、群众、工农兵和现实,有针对性地、深入浅出地宣传,唤起民众觉醒”。所以,侯伯英等人除写文章办墙报外,还到街头、茶馆、酒店演出歌剧、话剧,很受群众欢迎。

  “他还潜心学习研究理论、研究历史,读了不少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余正道介绍,当时,一本名叫《对华的门户开放主义》的小册子,记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无能,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对侯伯英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以至后期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年,天旱禾苗枯萎,农民收成无望,生活无着,纷纷到县府请求赈济,县府却视若无睹,置之不理。但29军军部政治部主任蒋特生生日,各机关单位官员大送其礼,大摆宴席,宾客满堂,演戏三天三夜,挥金如土。侯伯英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他忿忿不平地指责这是“为富不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刮民党”。此后,他终日沉思、探索,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

  宣传革命 同反动势力作斗争

  1928年,成都“二一六”惨案发生后,成都师大的共产党员余桢、杨鹤鸣进入第29军,余桢任连长。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余桢对侯伯英的思想和活动逐步了解熟悉,有意识地培养他,经常借给他《共产党宣言》《向导》《新青年》等革命进步书籍阅读,给他指出了方向。1928年夏天,侯伯英、范弘先、罗定中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他们共同努力,组织建立了中共三台地方党小组,由侯伯英任组长。在中共三台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群众革命社团涪波社、赤潮社、赤卫社、读书会、学术研究会、农民之友社、农民协会、儿童团等在国民革命军第29军、潼属联中、县立初中、县女中及部分乡场发展建立,他们率领群众积极开展了工运、农运、学运等活动。

  1929年4月,侯伯英因公务回盐亭(盐亭属29军防区),上级党组织借此机会派侯伯英筹建盐亭的党组织。5月1日,中共盐亭特支成立,由范弘先任书记,虞国正任组织委员,侯伯英任宣传委员。盐亭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分别在县城、农村、学校成立了“工余俱乐部”“磨滩社”“今天社”“小阳社”和农民协会,宣传发动群众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

  1929年夏天,侯伯英到成都向女友黄作芸谈到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处境,“中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有出路”,并表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者,“我将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希望在革命的征途上,随时给我督促和鞭策。”黄作芸欣然表示支持。

  为全力从事革命活动,侯伯英从29军辞职,奉调到四川省委从事军运工作。

  组织军运 领导开展革命斗争

  侯伯英调到省委后,即被派到合川,了解合川的军运情况。随后,省委派他到广汉,帮助广汉驻军起义。驻广汉的部队是28军第2混成旅,旅长陈离1927年与共产党接触,受革命思潮熏陶,思想日趋进步,对蒋介石的寡头独裁、军阀的飞扬跋扈深感不满。他表示:“要干,大家一道干。”这以后,四川省委先后派出多人到该旅搞军运工作,到1930年,已发展党员100多人。全旅3个团8个营,半数以上有中共党的组织,不少连队都有党员。起义在积极地准备着。侯伯英参加了酝酿讨论起义的有关事项。10月25日夜,起义开始。26日,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工农红军26军第1路,打出红军旗号,向绵竹方向挺进。起义开始很顺利,几天后遭到敌人合力围击而失利。

  广汉起义失败后,侯伯英返成都担任省军委委员、省军委秘书。他既要应付自己的社会职业(当时以报社校对、军内文书作掩护),又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革命工作上,宣传群众、组织人员及士兵哗变参加红军,搞武器弹药,等等。此后,侯伯英受省委和省军委的派遣,又先后到广安、永川、灌县等地检查军运工作,发动、组织兵变和农暴,做迎接红军入川工作。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边区挺进。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武器、医药等各方面大力支援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侯伯英到驻防崇宁县(现郫都区)的28军第6混成旅开展工作。在交往中,他结识了2团2营6连少校连长李奇柱(又名李鹏),发展他入党,并为这个部队以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联系中、下层军官以及掌握敌军动态、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影响起了一定作用。期间,侯伯英给红军和游击队筹集输送了不少武器弹药。

  1933年9月,刘湘派出大批叛徒、特务在成都市内各交通要道及城门口暗设哨卡,大举“清乡”。侯伯英目睹此情,毫不胆怯,他同省委书记廖恩波、省军委书记覃文等,坚守战斗岗位,顶逆风,战恶浪,积极地为党工作。期间,侯伯英家接连遭到不幸,婆婆死,二弟亡,父亲、祖父也去世。他得知消息实为痛惜,但因工作不能脱身,只好把怀念埋在心里。

  1933年10月,因覃文被捕牺牲,廖恩波调往中央苏区,省委决定组建临时省委,由史伯康代理省委书记,军委委员侯伯英、叶伯刚在省委领导下,负责全川的武装斗争。1934年4月,省委派侯伯英到邛(崃)、大(邑)、蒲(江)一带,指挥抗捐军的活动,恢复邛(崃)大(邑)游击队工作。他到邛崃以做茶叶生意作掩护,住在东街吴家染房,任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区军事委员。他组织建立了12个党支部,设置了6个交通联络点,整顿游击队,使各地隐蔽的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活动。他既管地方工作,又管武装斗争。为了工作需要,他每到一处就得更换一个名字,侯玉州、侯伯勋、朱建文都是他曾用过的名字。他扮成茶叶商人,来回奔走于邛崃、大邑、蒲江等地城乡,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邛(崃)大(邑)游击队日益壮大,土豪劣绅纷纷逃遁,军阀官府深感不安。四川军阀政府委派李家钰为剿共总司令,先后纠合邛(崃)蒲(江)周围15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于1934年秋冬,又一次对游击区进行围剿。斗争空前激烈,游击队坚持苦战,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中。侯伯英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顶风冒雨,跋山涉水,终日奔走在游击区内,一面组织游击队员和群众捕捉战机反围剿;一面亲自书写标语、传单、布告,四处张贴散发,扩大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同时,他还筹集武器弹药,将子弹、手榴弹、枪支装在易于隐蔽的麻罐子里,上面装上皮蛋等物,运给夹关、平落等游击队。在斗争残酷时刻,大家见到了老侯,倍觉党的温暖,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员和群众的斗志。

  不幸被捕 鲜血染红革命道路

  1934年12月,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被游击队的叛徒何明全出卖,侯伯英夫妇被捕。敌人想劝降侯伯英,侯伯英却神色不动,把阴森的审讯室变成宣传革命的阵地。他揭露国民党的罪行,自豪而又激昂地指出:“共产主义必胜,中国革命必胜,国民党必亡!”“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怕死不革命,革命是不怕死的。”

  第二天,侯伯英被戴上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由城防部监狱转到县监狱。他遍体鳞伤,精神不支,饭也无法吃,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不叫。又过了几天,他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给闵一涵写了一张条子:“财产要保护(指文件),同志要照顾,平儿及芸亦希关注(指儿子和妻子)。”

  他预料到敌人会对他下毒手。一个夜晚,敌人又来提审侯伯英。他们先把侯伯英带到审讯室,随后把黄作芸和他们的儿子带进来。不难看出,敌人见硬来不行,就改用夫妻情、父子爱来软化他的斗志。然而,侯伯英警惕而视,仍滔滔不绝地给敌兵宣传革命。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见打动不了侯伯英的心,只好把他的妻子和儿子押下去。

  软硬兼施都不行,敌人终于下了毒手。1935年1月20日深夜,敌人将侯伯英和另几名同志秘密杀害于邛崃西河坝。侯伯英就义前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侯伯英在经历艰难岁月、险恶环境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一心向党、忘我忘家,为实现党的光辉事业,为谋求千千万万后代子孙的幸福生活,顽强同敌人拼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表现出的慷慨就义、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对侯伯英的评价高度一致。(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毅 胥江)

(编辑:郭成)